1.

我慢慢跑着步，路过一间没窗的破房子。身旁的女儿忽然说：“同学们都说那是间鬼屋，里边有一具骷髅，还有蛇。”我回头看了两眼黑洞洞的窗户和外墙下的土堆，是有点阴森的感觉。

一个男人在离这屋子七八米远的地方铲着垃圾，烧着杨树叶，燃烧的火苗舔着落叶，熏出的黑烟一直升到高高的杨树梢上，覆盖了半边的叶子。

我们说着话，走到了学校的院墙外，里边传出节奏鲜明的鼓乐声，乐声高亢，让人振奋。透过栏杆，可以看到一队身着白衣的鼓乐队员，他们正奏出最后一个音符，就在音乐停了的瞬间，几乎所有的队员都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把腰一弯，仿佛卸掉了重担。

我看到女儿的好友白白就在队伍里。我扬起手来想跟她打招呼，仿佛我们之间有心灵感应，她就在这时抬起头来，看到了我，并冲我挥了挥手。我立即向她摆摆手，嘴巴里也发出“嘿”的叫声。我随即想到，距离还是有些远，她听不到的。

女儿慢吞吞地向校门走去。

“白白在看着你呢！”我冲她的背影说。白白确实没有动地方，眼睛盯着校门口，全神贯注得如同一只呆鹅。女儿走进校门，走到她附近，再往校园里行去。白白的表情是愉悦的，但她那个好朋友路过她时没有做任何动作，只是那么着走过去，也许她冲她笑了？扮鬼脸了？但我在后边看不到。

鬼脸是令人愉悦的，“鬼”这个字，却是可怕、令人内心不安的。

我站在栏杆外又看了一会儿，见鼓乐队彻底散了，学生们陆续往回走，于是慢慢往回跑。

路边有一个鸽子笼，里面有白鸽与灰鸽。白鸽都比灰鸽胖大。有一只白鸽趴在窝里，胸前有一只小雏鸽紧紧地挤着她。她时不时地低头用鸟嘴亲亲她，那副舔犊之情让我想到人类的母亲哺乳时的样子。同时我想到了男人。为什么人类喜欢用高大的男人去搭配矮一些苗条一些的女人，而在动物界里，很多雌性动物却要比雄性大，比如眼前的鸽子，比如孔雀鱼。我想到了前不久才买的四尾孔雀鱼，三天前，那两条公鱼一只沉在缸底，一只漂浮在水面，而另外两条母鱼至今都还活得好好的。我这么想的时候，一只灰鸽一只站在架子边望着我，两只翅膀紧紧地贴在身侧，红色的爪子摊开在木板面上，灰灰的脑袋几乎一动不动地朝着我，上边嵌着两只黑色的圆溜溜的眼睛。它是不是在想，我们俩比一比到底谁更呆一些呢？为什么你们人类看问题总是那么固化？

离开鸽笼不远，右侧的路边就是那间鬼屋了。来时，它在我们的左手边。再走几步，我就到了它旁边。垃圾工人还在干活。

它的里边真的有一具骷髅吗？是说曾经有过吧？

我的好奇心驱使我走过去，站在土堆上，从破窗洞往里看。里面，静悄悄的。地上有不少散落的破砖烂瓦，枯枝败叶。房子的顶只薄薄地覆盖了一层瓦楞板，有的瓦片脱落了，蓝色的天空就从那漏洞处透出来。对面的墙是灰色的，是另外一排房屋的后墙。我环视了一下四周，发现这房子是加盖出来的，那后墙就权当这房子的一面墙。屋子盖得相当简陋。四面的墙砖垒得参差不齐，砖与砖之间的黄泥糊得特别凌乱，墙与屋顶相接处的漏缝特别大，要不是屋子中间好几处地方有细细的铁管子撑着，这房子说不定早就塌了。

这儿就是一处违法建筑，没什么可看的。

我准备离去，但是又觉得就这样浮皮潦草地扫那么两眼，好像没有完成任务，就又往前探了探身子。这时，我看到就在距离我最近的这边墙下，有一个杂物堆，杂物堆上还有一条搭衣服的绳子，上边搭着几条牛仔裤，黑色的蓝色的还有一条红白色的衬裤之类的东西。看来这里曾经住过人家。我心想。正寻思着，我的目光越过杂物堆，看到了两条直直并拢的人腿状物体，它们裹在蓝黑格子的被子里。我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看了看，的确，那里躺着一个人，我看到的应该是下半身，腿还挺长。他的上半身被杂物堆挡住了，暗黑的影子里，似乎他是半靠在墙上。这么说来，他相当高了。我想象着一个高大的满脸黑色灰尘只露出两个白眼球盯着我的流浪汉形象，心开始突突地跳，血液开始变凉。

他死了吗？还是活着？怪不得小学生会说这里边有一具骷髅。这年头，真要有人死在里边，也不会有什么人立即出手管这闲事的。

就在我站在那里观察的时候，焚烧树叶的牢记工人从我身边经过。刚才他焚烧树叶时，我对他提出了抗议。

我说：“你会把上边的叶子熏死的。”

他说：“那么大一棵树，怎么会被熏死！”

我抬头看了看，又说：“它这边的叶子都耷拉下来了！”

他笑了一下，没理我，拉着堆满垃圾的车跑了。这时，他从我身后走过。

我冲他说：“这里边住了个人。”

他笑了笑，似乎点了下头。

我说：“你知道啊！”

他没说话，走向杨树下的垃圾站。

那人到底是死还是活着呢？我离开那个破窗洞，从同一侧的另一个窗洞向里看去。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看见他的上半身了，盖得严严实实，是一件黑色的棉衣。我看到，他的腹部缓缓的一起一伏。啊！他还活着！我立即站直身体，迅速转身离去。

在这样一个已经达到了温饱的和平世界，还有人住在这样破败的违规建筑里！我的同情心涨大，得做点什么。对，马上回去给他拿床垫子吧。昨天天气预报说这两天会持续降温。他看起来似乎就躺在地上。

我一边快步上楼一边想。是不是还该拿床被子？我站在屋中间，犹豫地看了看一床不常盖的白底兰花被子。垃圾堆同时也在我脑中闪出。这样的被子拿过去，两天就没法看了吧！而且拿这么好的被子过去，那人会不会认为我太有钱了，万一他心生邪念，会不会反而跟过来把我害了？我想起多年前一个女作家遇害的事儿，她好心请来城打工的老乡到家里玩，结果被那人贪财给杀了。于是，我只是抱了垫子飞快地下楼去。

他不会已经就起身了吧？我一边往鬼屋走一边想。他没走，倒是运垃圾的人看到了我，这回主动冲我笑起来，“里边住的是个女的！”他说。说完，跳进窗洞，大喊一声：“嗨，起来！给你送东西来了！”啊？不是男的？因为我还想过最恶劣的场面：流浪汉是个疯子，当我给他被子时，他一把抓住我……而这里是个女人，神经有问题的吧？

她躺在杂物堆中的人动了动，然后把遮在脸上的衣服扯了下来，露出一张脏兮兮的圆脸，细细的修过的眉毛，脖子上还挂着一串有坠子的链子，在她坐起来的时候，我看到她的左手腕上还挂了一个金色的手镯。

她一边捋着头发，一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用给我送，我过两天就走了。我家在那后边。”吐字清晰，听起来神经正常。但是，她家就在附近？难道我遇到了一个修行者？我立即想起了前年在武当山上遇到的一个修行人。那人脸上遮着貌似塔利班恐怖分子的面具，只露出眼珠、鼻孔和嘴唇，他住在丛林中的一个刚容得下他全身的一个石洞里。他吃发霉的馒头。

“那你为什么住在这儿？赶紧回家吧！”我把垫子放在她身旁的杂物堆上，那里有只黄白格子皮革的破箱子，旁边还有一个装易拉罐空矿泉水瓶的塑料篮子。“还有一个苹果，给你。”

她笑得更加局促了，使劲摆手，“不用，不用。您拿回去吃吧！”

“给你吧，当早饭。”我说。

垃圾工人见我们搭上了腔，便跳出了窗洞。

她坐得更直了些，“有时候我真想找个人说说我的事。”她说。

本来我好事做完就准备转身回家写文章，今天是截稿日。听她这么一说，反而不好意思走了，我听出来她是想跟我说说话。没人说话的滋味是挺难受的。我只好站在原地没动。我应该找个地方坐下来？这样是不是太居高临下了。但我感到这地方实在没法坐，主要是我不知道她会讲多久，我会不会碰到一个“祥林嫂”。我怕自己卷到她的事情里去，替她负责任，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送一床垫子，我不想带她回家。十年前，我曾经想带一个女乞丐和她的婴儿回家，但她拒绝了。

那时，我也是个小婴儿的母亲，心里充满了对全世界的爱，对那景况悲惨的人们充满了深切的同情，总希望自己能拔刀相助。我毫不保留地想尽自己一己之力来给他们多一些帮助。当我站在女乞丐面前劝说她跟我走的时候，一群从早市归来的老太太围在我们身边，告诉我不要多管闲事。我毫不动摇自己的意志并且鄙视她们。

但现在，十年后，我已经成长为一个颇具理性，凡事都会掂量和衡量一下利益的人。眼前的局面是，一个头脑清楚、言谈清晰的流浪女。我不会再跟十年前一样，拍着她的肩膀拉起她的手说：“跟我走，别住这儿了，去我家。”

我站在那里，双手插在灰色运动裤的兜里，缩着肩膀听她讲她的悲剧。

这地方真冷，寒气没一会儿就把我的手打得冰凉。多在这地方呆一分钟都会让我觉得是对我瘦弱的缺乏锻炼的身体的侵害。底层人民真是很有生命力，怪不得她们会生那么多孩子。她们能活下来。同样是女人，如果我在这里躺一个晚上，我能活得像她那样镇定吗？现在，她抱着膝盖仰着脏兮兮的脸就像坐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跟我唠家常，说她的公婆及丈夫对她有多么狠心。

我其实没怎么听懂她说的那些冲突，或者说我不愿意听，什么婆婆给她买烂鞋子穿，结了婚怀孕了生了个孩子，却被他们弄死了，她受到很大的心理伤害，大出血。说到这里，她流泪了，抬手抹了抹眼角。本来我应该很同情她的遭遇，也该陪着一起伤心，但我那么站着听的时候，感觉自己其实对这些家长里短不感兴趣。什么她盖了四间房，结果被他们霸占，因为一拆迁房子就值上百万，所以他们把她赶走了。……她丈夫常常请姐姐姐夫来家吃饭，她就跟他吵架，说本来日子就很难过，养活自己都成问题。

她最后总结道：“你说，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呢？他就打我！你看，门牙都掉了。我怎么去上班？给人笑话。”我的心里充满了无奈与悲凉。这是我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哪有夫妻不吵架的呢？”

她的脸上，确实有被打过的痕迹，上下嘴唇似乎不对称，刚才她坐起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

“他是干什么的？”我问。

“扫大街。”

“你上什么班？在哪儿？”看她的打扮挺精干的，可别说是在中关村、上地一带，那太挑战我的想象力了，我会想到是不是自己有一天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就这村里。”她说。哦！我的心里甚至轻轻地松了口气。这还差不多。

“哦——”这条街上，我见过一个扫大街的女人，可没见过什么男人。那女人胖胖的，在大冬天里也只光脚穿着拖鞋，脸上永远挂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笑，一种仿佛发生了什么可笑的事让她回味的笑容。那么个女人是怎么把那么长的曲曲弯弯时宽时窄的街巷扫完的？

“从来没看见男人扫大街。”我说。

“他懒。”她说。“我嫁给他时还以为我们是同年同月生。我就想嫁给一个同年同月生的。可笑吧？我都不敢跟人家说这个，怕人笑话。”

谈到这个问题，我倒是能给她一些鼓励，因为我已经弄明白，人年轻时候难免会傻乎乎地犯错误，的确很荒唐，可笑，但那是因为年轻。那不算什么。

我说：“这很正常。谁年轻时都那样傻。”

“但我不能跟别人这么说，人家会笑话我。”她沉浸在自己的话题里。难道把自己安排在垃圾堆里住着就不让人笑话了？她还真是镇定呢！是不是所有被逼到绝境的人，都有这么一股子不怕死的坦然淡定？

我不想再听她的那些唠叨和傻话，下定决心打断她，“我觉得你该找政府部门，找妇联说说情况。”

“我不想给人家添麻烦。”她说。

“啊？你都走投入路了，还说什么不想给别人添麻烦。政府不是别人，政府就是给老百姓服务的。我看天气预报说这两天会大幅降温，你别以为人抗折腾，其实就是一口气的事儿。弄不好你会被冻死的。”我吓唬她：“赶紧找个暖和的地方再说。我要是你，夫妻俩实在过不下去了就自己一个人过。捡垃圾也不丢人，然后慢慢地做点小买卖，将来再找个人过日子，也能活得挺好。”

“男人，都不会跟你好好过日子的。”她说。

“那可不一定。你没找到合适的。有的男人不那样。”我说。“你也别以为你的事悲惨，这世上太多女人生活悲惨了，不是只有你挨过打。她们也结婚，离婚，自己带孩子，努力生活，后来越过越好。”就差跟她说，比如我吧……。

她看起来很有了讲话的欲望，摆出一副还想聊聊的架势，但我可是要逃走了。寒气包裹住我的全身，再多呆一会儿，我就得打哆嗦了。就在我们旁边这堵砌得乱七八糟的墙外边，阳光已经落在了马路上，鸟儿鸣叫的声音、车辆开过的声音越来越真切。我急于要到阳光下晒晒，急于回到我那温暖干净的家里用热水洗个脸、泡个脚驱驱寒。我想到热乎乎的水浸没我的脚背，热量顺着我的血管慢慢输布到全身，一边泡着，还可以边拿着一本书读。我会打开音响，放一首古琴曲的。

我望了她一会儿，一边下着准备离去的决心，作出随时要走的姿态。

从我们开始聊天到现在，大概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吧。她一直保持着几乎同一个姿势，她的额头很宽大，鼻子高挺，嘴唇不薄不厚，我发现她的鼻子居然是鹰钩鼻。这一发现让我对自己的尽速撤离找到了根据。据说，鹰钩鼻的人特别有主意，生存能力特别强。

于是我说，“我得走了。唉！你的家事我也管不了。不过，我觉得你头脑清楚，思路清晰。你一定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困难的。你是个有能力的人。你只是暂时没想通。但你现在的处理方法真的不是最好的选择。你该想一想，找到更好的办法。肯定可以找到的。”

最后看一眼她放在塑料篮子里的苹果，它跟不知从哪儿捡来的空矿泉水瓶挤在一起。“外边阳光挺好，出去晒晒太阳吧！”说完，我弯着腰钻出了破窗洞。啊！有家的感觉，真好。

2.

白天很快过去了，黑夜降临。然后，黑夜也过去了。第二天醒来，是周六。

虽然是周六，但孩子们要上学，补十一长假放掉的学习时间。因为补的是某个周一的课，所以需要穿上校服。不知这是什么逻辑，好像已经逝去的时间真的能够在这种形式下被追回。

我注视着女儿在米色小风衣外边再套上那件白绿相间的丑陋校服，感觉她像一个准备走进手术室或门诊病房去会见病人的大夫。只有大夫才会在正式着装外再加一件大罩衣。然后，在工作完毕的时候立即脱掉。女儿参加完早上的集合仪式，回到教室里，也会脱掉它。

“你这身打扮能出门吗？”她看看我。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有问题吗？粉色的运动裤，宽松的大毛衣，白色运动鞋，怎么看怎么也比穿着校服好看啊！比起流浪女来，我这都是奢侈了，一天一换。

“我觉得挺好的啊。”

她嘟囔了一句什么，打开门：“走吧？”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楼道，脚一触及平整到地面，我就开始小跑。胳膊底下夹着两本刚出版的我自己写的家教图书。跑到学校后门的时候，见大门正敞开着。

“嘿，你可以从这个门进去。”我说。

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了一眼，“那是给老师走的。”

“那什么学生可以从这里走？难道连‘我’的女儿都不行吗？”我加重了“我”字的语气，想看看她到底会怎么回答。

“你以为你是谁啊？”她说。

唔，沮丧。我一只还很把自己当个人物的。“那谁的女儿能从这儿走？”我不依不饶地追问。

“校长的女儿。”

哦？快要说道贪污腐败了。“为什么？”我问。

“因为她在学校里住宿。”哦。原来是这样啊！

“你没见我们的消防图，上边有一大片是住宿区。”说着就到了校门口。两个头戴白色钢盔的保安穿着深蓝色的制服挺立在校门两侧，其实他们都是半老的人。他们真能制止动乱吗？我很怀疑。校门对面，一群身着白绿色校服佩戴红领巾的小孩子正在大嚼油饼之类的早餐，这情景让我在怜惜他们的同时，心里多少产生了一些安慰：他们的父母比我还要凑合啊！虽然我做的早餐很简陋，可是他们的父母连做都不给做。啊！真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

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看到我手里拿的书，停下来问：“这书在那儿买？”

我问他：“你看书吗？”

“不看。”

“那谁带孩子？”

“我带。”

我们大眼瞪小眼地相互注视了那么两秒钟。

我说，“你要是看书的话，我就卖给你。”

这实在不像是一个想把自己的书卖出去的人说的话。他骑着摩托车走了。有心里有那么一点点遗憾。但是这就像你没法把男人的内裤卖给决意要单身的女人一样，除非这女人有恋物癖。你没法把书卖给根本不看书的人，他们会把书拆了卷烟或者在找不到手纸的时候用来擦屁股，然而那书上写着我的名字和亲情。

回来当然还路过鬼屋。我在鬼屋的破窗洞前犹豫了五秒钟，踩着土堆跨了进去。今天，已经没有昨日那种恐惧感了，有点像是来串门。但是如果你去别人家串门，一般你会先敲门，如果人家没起床，你进门后会呆在客厅里等候，绝不会直接闯入人家的卧室站在床头把人家叫醒并看着别人睡眼惺忪地爬起来——特别是，你们才见第二次面。如果你们是绝对的好哥们，那就另当别论。

我就直接闯入了这个人的客厅、卧室、厨房兼阳台。我走近她，轻轻地站在昨天跟她说话的位置上。

“嘿！”

她立即有了动静，掀开盖在头上的被子。她躺在这个地方，身下有一张木板，木板上有一个薄被子，被子上还放着几件衣服，她再睡在这些衣服上，身上再盖上同色的薄被子，然后蒙上头。身旁，都是垃圾一样的物什，是得蒙上头。但是，她不怕有人袭击她吗？要是我，怎么也会露出两眼，以备非常时反抗、叫喊或逃走。看来她真的是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了。

她的嘴唇没有昨天那么倾斜了，大概是脸上的肿又消了些。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这样不行。”我向前探着身子对她说。今天我显然比昨天自在了点，跟她说话时身体不那么僵硬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虽然仍旧是一个施舍的恩人与可怜的受施者之间的距离，但显然，亲热感在我们之间慢慢产生，防备心在减少。她会防备我吗？其实主要是我在防备她，生怕这个落魄之人因为我的好心反而给我找麻烦。

“你来啦？坐坐。”她说着，甩了甩头发。我发现她的头发是卷的，在后边找了个马尾巴，很稀薄。想起昨天下午有人用小喇叭在小区外喊叫：“收头发、辫子，专收长头发！回收旧手机！”真到了最紧要关头，她连可以卖的头发都没有。女人啊！关键时刻还是要保留一头长发，原来那是可以卖钱的。不过，有些女人会说，还是卖身来得快，而且是长期可持续使用的资源。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找个男人当饭票。对此类想法，我不予评论。

我看了看那块木板。我还没有做好跟她分享一块木板聊天的准备。头顶随时有可能掉下来的灰瓦让我不放心，参差不齐的砖墙让我不放心，万一它们掉下来倒下来，我可不想跟你在这里葬身。我心想。

“不了。我一会儿就走。回去给家人弄饭。”我心虚地说。家里除了空气，根本没人。父母还要过几天才回到这里。

“你女儿几岁了？”她笑着问我。眉毛真的修得太细，脸太圆，眼睛小，嘴巴太长，鼻子却确实很挺拔。我再次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她一遍。

“和你的一样。”

“11岁。”

“对。”

“属马。”

“是。你女儿几年级？”

“六年级。”

“我们是五年级。你这样肯定不行的。”我把手从背后抽出来，向她亮出我的书。“这本，给你，万一你没钱了，可以卖钱。”

她低头从杂物堆里抽出一本比我这个豪华的儿童益智类图画书，上边还配有一盒彩笔。“这也有一本。你要不要？”她倒反过来问我。

我摇摇头，“用不上。大了。”

“唉，书不好卖，卖不掉。还不如这些瓶子好卖。”

我收回手，连同书一起又背到身后。嗯，有道理。昨天从她这儿离开后，我在家里替她筹划出路，想着也许她可以靠挨家挨户推销书来赚生活费，养活自己。一本10元，100本一千元。以前她一个月挣400元，这么一比较可是好多了。但是，对于一个从来不看书的人，她怎么会去卖书呢？这条道，于她恐怕行不通。望着眼前的她，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呆子气了。

那怎么办？

“天冷就不能住这儿了。”我说。

同时想起刚才运垃圾的人说的话。

我路过她身边时问他，“那个女人怎么还在里边？天冷会冻死的。”

他一边往车上扬着垃圾，一边头也没抬地回答道：“没有冻死的人，只有懒死的。”

“起来走走吧！”我说。

“这么早？”她回答说：“太阳还没出来呢！”

我点点头。

我对她抱的改变的希望有些像风吹过云层一般淡了些。

看来，我打扰了她的睡眠。

我弯下腰，准备从近旁更低矮的破窗洞钻出去。

“我走啦！”我说。

“好！你慢点。”她似乎说了句“谢谢你”。我有说“不客气”吗？我想我恐怕是说了。我这样知书达理的文明人早就被训练得把文明用语当空气来呼吸了。

我离开鬼屋，手里仍夹着两本书。

3.

又一个黑夜过去。我在周日的慵懒气氛里醒来。睡眠中我做了一个王子与公主的美梦。睡之前，我想着她今夜的睡眠，心里有些不安，但是梦里一点也没有记挂她。我睡到早上9点，才彻底醒了，伸伸懒腰，孩子的卧室悄没声息，今天不用上学。我想是否去看看鬼屋里的那家伙。下去跑步吧，顺便看看她。

她仍旧像往日一样躺在那里，但身上压了那床我带给她的垫子。看来昨夜是比较冷。

“妹妹？”我试着喊她一声。她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坐起来。我喊她妹妹的时候，心里有那么一秒钟的衡量，她比我小5岁，的确是个妹妹。她坐起来，脸上比前两日白净了些。

“我来看你了。”我说。

她笑逐颜开，说：“您坐一会儿吧！”

我四处张望了一下，长喘一口气，说：“这破地方，你还真把它当成你家啦！我可不坐，也没地方坐啊！”

她双手在头顶上忙乎着，我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这才注意到她满头的小辫子，那些小辫子乱七八糟地向东西南北的方向支棱着，使她看起来确乎像个疯子。她不会真的神经有问题吧？看，现在暴露了！我的心里一紧。我不太想跟疯子打交道。因为那不会有结果的。

她把辫子卷成小疙瘩，看起来整洁了，没毛病了。

“这样编上，再放开就是卷的。”她说。

女人爱美，无可厚非。但是……

“头发也显得多些。”我表示理解。可是心里仍旧觉得有点怪怪的。这是什么境况啊，还有心思打扮自己。我的脑中闪过公共汽车上见到的一个女人。她坐在废弃的售票员位置上，头发刚洗过似的，水汪汪或者说油乎乎的，就在头顶别了一个镶着蓝色假钻的孔雀发饰，上身穿一件黑纱衣服，隐约透着内衣，下身紧腿裤，橙色的，鞋子的跟又高又粗，居然是湖蓝色的。她的年纪已经不算轻了，皮肤上的皱纹像是被烟熏出来的。对了，她的手里还握着一个枣红色的包，指甲上涂着红油。她一定是想让自己看起来更摩登更时尚，她想让自己更美，而且她以为这样很美。可是，这美，也太有点，让我怎么形容呢？

我们开始继续谈论住房问题。她说不知道这房子是谁的，她想把它买下来，可以安上门窗。我告诉她这是违法建筑，谁都不可能卖给你。她说她家里有房，就是被赶出来了，不然是有房子住的。我还是坚持她应该找妇联，找村里，找政府。

她摇摇头，“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们的家事。”死要面子活受罪吧，你就。我心说。

沿着这条线是讨论不出什么结果的，我替她出主意，“我觉得你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你该租个小屋，100多元一个月，然后干点什么事。比如，你可以卖书。一本赚10元。”昨天我看了一个视频，讲的是两个拾荒的男人的故事，他们捡的瓶子，一天最多能卖10元。卖一本书就可以赚10元。难道这不是一个好生意吗？

她说，我昨天卖瓶子卖了2元。

“对啊，你想想。你可以卖了书之后再给我钱。”我把设想的计划告诉她。

“有时也卖不掉。”她说。

“但总能卖掉几本，你就有收入不是？”

她回身又去翻杂物堆，从里边掏出一个塑料袋，伸手进去抓了几抓，出乎我的意料，拿出来的竟然是十字绣的图样。

“你会绣这个？”

“是啊！我也可以卖这个。”她说。

“但你就在这地方绣吗？”昏暗的光线，杂乱的物品，嘈杂的人声。她躺的这个地方，刚好是两个窗洞之间的位置，左右透风。“你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你得另想办法。我需要帮你找居委会吗？找什么人来帮你吗？”我问她。

“现在不用。”她说。

“那好把，我觉得你还没想明白，你再想想。我明天还会来看你的。但我可不希望你把这里当家。”

昨天晚上，我想到弄不好她会冻死在那房子里，或出什么事，发生意外，我就觉得这与自己是有干系的。我本来可以帮她避开那种命运，我不想让孩子们上学路过那房子时，恐惧地看着它，说：“那里边真的有一具骷髅。那里边死过人呢！”等等。我希望她活得好一点。这种局面只是暂时的，要尽快想尽一切办法脱离这种状况。

“你看你也挺漂亮的，也挺干练。快想清楚，干点事，租个小屋，然后干点事，人家都说了没有冻死的只有懒死的。”我可以帮她付头月的钱，一百多元我还是支付得起的，虽然我每个月的稿费也微薄得可怜。但我没有对她说我可能会为她付钱这件事。我不想过早让她在自己还没有进一步努力之前就把希望寄托到别人的身上。人的惰性是非常有生命力的。

“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勤快人。好好想想，我得走了。”我说。

“你去干啥？”她追问我，就像问一个亲人的口气。

“跑步啊！买菜啊！”我说。从破窗洞钻了出去。

刚好两个小男孩看见，好奇地问起来：“阿姨，你去那里边干啥？”

“有个朋友住在里边，我来看她。”两人立即要进去看看。

我揽住他们的肩膀，“不要去打扰她啦！”我说。

“你每天都会来？”一个男孩问。

“对。”我说。

“阿姨再见！”

“再见。”我跑起步来。我想我们的谈话她肯定听见了。我很想询问她的名字。但因为她就住这村里，可能她并不愿意告诉我。所以，我没有问。但我总觉得朋友之间应该做自我介绍，告知彼此的姓名，哪怕是小名。

“你的胆量可真够大的，敢一个人在这儿过夜，你也不怕坏人。你真不怕死啊！”我说。

她笑笑，那笑容中露出一种无所谓的痕迹。她说：“没办法。”她笑的时候一点也看不出来嘴里曾被打掉过一颗牙。那么她其实不必担心别人看她没那颗牙而要笑话她。但她还是很担心。想想也是，贫下中农们有时候开的玩笑确实会让你体无完肤。他们觉得那样才能表达彼此之间的亲密感。

4.

大风降温，席卷中东部，华北东北局地将将至零摄氏度。我一边煮汤圆，一边打开手机里的新闻，看到了天气再次降温这一条消息，心又进一步悬了起来。南方，“百合”登陆；北方，强冷空气来袭，灾难时，国家会救援你饼干、方便面，但真正能救自己的人还是自己。

她在想什么？怎么办？昨夜她的感觉如何？

从小学跑步返回，呼吸着清爽的空气，看看仍旧阴沉的天空，我到了破窗洞前，探头往里看了看，仍旧是犹豫了一下，跳进去，立定后，喊一声：“妹妹！”

她立即应声，坐了起来。“坐，坐，坐一下吧！”

我摇摇头，蹲下摸摸她睡的木板，想到人最后死时也就躺在这么一点地方上。她真的一点也没想到什么危险吗？为什么我会如此紧张？她比我更不怕死吗？她不怕自己真的躺在这块木板上死去吗？这个念头从我脑袋里闪过，她看起来仍旧那么泰然自若。

“等下我去平房那边，有人让我帮忙干点活。”她向我汇报，好像是为了让我放心似的。

我的心里一下子感到轻松起来。“哦，这就好！找到事了就好办。”

她拍了拍身边的一个黑色塑料袋，“那人还送了我我一袋衣服，你要不要？我穿的就是她送的。”黑色的上衣，配着她胸前佩戴的镀金项链，使她看起来精干不少。

“你说的干活的地方在哪儿？呆会儿我陪你一起去看看。”

“好。”

她从杂物堆里拖出一个棕色白色相间的箱子，把衣服尽力地往里塞，然后把箱子放到墙根，再把被子垫子掀开盖上去，下边，有一张折叠起来的塑料布，她张开那布，盖在垫子上，然后用手抓了抓头发，戴上一个红色发卡。我看到她的手串换了花样，左手腕上是白色塑料珠的，右手腕上是漆色贝壳串的。

“不再套条裤子吗？”她的腿上裹着紧身的豹皮花纹裤子，有点像秋裤。

她说，“不用。”她挎上一个脏兮兮的黑色腰包。我们钻出洞去。临出门前，她还换了双鞋子，“这双颜色不好看，穿这双好看点。”她边换边说。女人啊！我的心在叹息。

并肩行走在小区外的路上，手机响了起来，讨论我是否去南京做签名售书的事。我需要做易拉宝、宣传页，调几百本书去南京。这件事来得突然，把我的心一下子占满了，把身旁的朋友从我那窄窄的心房里挤了出去。她在一旁悄没声息地走着。直到电话才结束。我们走到了早点摊边上。

“你吃什么？”我问她。

“馄饨吧！”她说自己是南方人，不喜欢面食，喜欢汤汤水水。以前在家时，一家七口会做一桌子菜。昨天晚上，她也在这里吃了馄饨。卖馄饨的人看着我，满眼的疑问。不过我是不会太在意你们的想法的，我心里说。

早点摊对面，是一个洗浴中心。她指了指那里，干活就是在这个地方。但门锁着。我们就站在门外聊了一会儿。

她是这么说的：“你被骗了！“我昨天晚上在这里吃，是大碗，2块钱。刚才她给咱们小碗，也是2块钱。”我无语。也许她们只是觉得你可能一天没吃饭所以用大碗盛给你呢？我心想，但没有说出来。我不想跟她辩论。

“我陪你去看看房子。”我说。于是，我们找到了一间小小的房子。

“这屋里的味道好大啊！”她看完房子，回转身问我，“你说是不是？”

“开着门透透气，过几天就好了。”房东说。我也同意。

“你知道嘛！”她忽然提高了声音，说：“我家有11间房，就是最小的厕所，也比你这间大！”脸上一副很是不屑的表情。你认识那谁谁吗？“我就是这村里的。”声音忽然放低了，身子向老太太凑过去，表情变得神秘，两个人就像地下党终于接上了暗号似的。

“哦——！”老太太扬起脖子抬头又点头，似乎终于明白了什么。

她则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我一直以为老太太会表现出很吃惊的情形，但是老人家脸上没有表情，一副风雷不动的样子，倒让我诧异了一下。看来，少见多怪的是我，多管闲事的是我。我真的开始怀疑自己对社会的判断力了。正如她说：“我16岁就出来了，你想我有多少社会经验！你啊，缺乏社会经验！”刚才在找房子时，她教训我。的确，也许我没有11间房子，从前不曾有过，以后也不太可能拥有。然而眼下，没有地方住的人不是我，而是你。

两人迅速地接头完毕。

“我就是找间房放点东西！”她大声说。

“要不，您就再给她便宜点？”我凑过去，跟老太太说。

老太太摇摇头，呵呵笑着。

“您告诉我您住哪儿，万一将来她需要，回头她再来找您。”我接着说。

“就那儿。”老太太指着对面胡同尽头贴着红色瓷砖和对联的大门说。

我拍拍这个新朋友的肩膀，“看好了，就这儿，如果需要，到这里来找奶奶。”她唠唠叨叨地继续说，她有房子，不是没有。

我默默听着，心里百感交集。我忽然觉得，这世上最后倒霉的都不是那些看起来没什么本事的人，倒是那些个性极强、很有些能耐又倔强得要死的人。

“其实我住那房子里就挺好，就是没门窗。”她说。

她不会听我的。我知道。我们每个强人，之所以会走到穷途末路，不就是因为不听人劝吗？一意孤行。因为只认可自己的想法，所以最后弄得孤身一人，无依无靠。这种人不是弱者，不是不能干，往往是太能干的人。

我们并肩低头走去，路过了我的小区院门。

“我要回家了。”我说。

她微笑着看我，“你住在这里？”

“是啊！再见啦！”我说。

“那好，再见。”她笑着说，还摆摆手。

我们分手。她继续往前走，七八米外就到了她住的破房子了，那栋孩子们眼里的鬼屋。三个破窗洞正张开了大嘴准备吞并她，而她说她有11间房子，不是没有房子住。

她跳进窗洞，会打开垫子和被子，继续躺在上边，按照她的思路去想她的事，追求她想要的日子。我一边上楼一边在想：明天是不是不再去唤她了？如果我路过时她还在睡觉，这次我就不打扰她了。如果她打定主意在破屋里过，我何必强人所难？我必须尊重她的个人选择，哪怕她的选择真的会让她更惨。好吧，那就到时候再说吧！今天我已经陪她找了个地方。我安慰着自己，觉得这么想应该不算是推卸对金子的责任。今天我问了她的名字，她叫金子。是金子就会发光。这个名字……，有点，唉，怎么说呢！

5.

第五天早上，路过鬼屋，我照例探头看了一下，金子居然不在里边。噢？太阳还没有出来啊，这么早，她去哪儿了？她的箱子还在，杂物堆依然如故，头顶挂衣服的电线上似乎多了几件东西。但人呢？

6.

第六天，她仍旧不在那里。有朋友来电说，在微信里看到了我发布的关于帮助流浪女的消息，看到一个招聘消息，也许可以帮助她，那是一份保洁工作。我记录下招聘单位的电话。

“如果你看到她，可以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朋友说。

“好。”我答应着，真希望我的流浪朋友明天还在，我们帮她找到一份工作了。然而，如果她这两天就已经开始在别的地方上班了呢？

如果明天她还不在，我只能心存这样美好的希望了。

（完）